工作总结

发布时间：2026-04-09

2026年校长试用期满转正工作总结。

一年试用期到了。说句实在话，刚接到转正通知那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把这一年做的事、踩的坑、受的委屈和那些让我心里一热的瞬间，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不是那种喜欢讲大道理的人，干了二十年一线教学，习惯了跟课本、作业本和学生较劲。当校长这一年，我最大的体会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不能帮老师解决真问题，不能让孩子每天进步一点点，那这个校长就当得没意思。

一、一张归因表，治好了我们的“假分析”

刚接手时，最让我头疼的是教学质量分析会。每个学期开两次，数据一大堆，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PPT做得花花绿绿。可散会后问老师打算怎么改，十个人里有八个说“加强计算训练”“多练应用题”。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上学期期中考试后，三年级数学的审题失分率高得离谱，35%。教研会上，老师们七嘴八舌，归因惊人的一致：“学生太粗心”。我当时心里就犯嘀咕——粗心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我让教务主任把所有错题卷抱到我办公室，那天下班后我一个人翻了两个小时。你猜怎么着？根本不是计算能力的问题。孩子们把“多出12米”看成“多了12米”，把“除”和“除以”搞混，甚至有一道题题干里藏了两个条件，一半孩子只看到一个。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证据摆在那儿。

第二天我把这个发现带到教研组。我没急着批评谁，而是做了一件事：把那些错题原封不动投到屏幕上，让在场的数学老师自己做一遍。结果连教了十五年的老教师也掉进了同一个坑。全场沉默了。那个场景我现在都记得清楚——不是尴尬，是恍然大悟。

后来我们琢磨出一张“典型错题归因表”，不是以前那种笼统写“概念不清”，而是必须还原学生的思维过程：他是在哪一步跑偏的？是信息提取出错，还是数量关系没理清，还是计算过程跳步了？每个教研组每周要交两张这样的表。一开始有人嫌麻烦，有个年轻老师直接在表上写“学生没认真读题”，我退回去让他重填，他有点不高兴。我没多说，第二天我把他班上一个孩子的作业拿来，指着那道错题说：“你看，这个孩子题干画了三道线，他不是没读题，是读了但没读懂‘多出一半’是什么意思。”那位老师看了半天，自己改口说：“这是语义理解问题。”从那以后，没人再糊弄了。

推行了三个月，同类型审题错误下降了近六成。这个数据我反复核过，对比的是上一学期同一单元的平行班数据。但说实话，比数据更让我高兴的是，有一次我去巡课，四年级的小浩在数学本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箭头图，旁边写着“先找谁在干什么”。他基础一直不太好，但这个细节告诉我，孩子开始用自己的办法去解题了。

二、分层不是贴标签，是让孩子自己选台阶

“因材施教”这四个字，我教了二十年书也没敢说自己做好了。以前我们搞分层作业，就是把题目分成ABC三档，A层学生做最基础的，C层做最难的。结果呢？C层学生越来越没信心，A层学生被圈在低水平重复。这哪是分层，分明是固化差距。

去年十一月份，六年级语文组的一次教研让我记忆深刻。一位快退休的老师拍着桌子说：“让后进生只做基础题，他们永远追不上！我班上有个孩子，上次单元测验考了75分，但他在作文里写的句子特别有灵气，这样的孩子凭什么只能做最简单的组词造句？”她说得我脸上发烫。

回去之后我跟教学副校长反复商量，最后定了一个“动态目标管理”的办法。每个单元，每个孩子可以自己选目标套餐——基础通关、能力进阶、思维挑战。但套餐不是固定的，单元内容变了，选择也会变。更关键的是，我们允许孩子在单元中途申请“升级”或“降级”。这招一开始有阻力，有家长打电话来质问：“我孩子选了基础套餐，是不是你们觉得他不行？”我跟他解释：选择权在孩子手里，如果他觉得自己能行，随时可以换。后来这个孩子第二周就申请了升级，家长才放心。

配套做起来的还有“学习合伙人”制度。不是简单的优生带差生，而是让孩子们自己结对，互相教。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时候优生讲了好几遍同桌还是不懂，但换成另一个中等生用画图的方式一说，反而通了。孩子们的思维有时候更贴近彼此。

那是一个雨后的早晨，我照例在走廊里转。五年级教室门口，浩浩正蹲在地上，用粉笔给同桌画线段图。他画了擦，擦了画，嘴里念叨着：“你看，他们从两地出发，这个点代表相遇……”同桌突然一拍脑门：“我知道了！不是加起来，是减掉！”浩浩跳起来：“对了！”那一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我站在后门口看了足足五分钟。那天我在工作日志上写了一句话：“最好的课堂，是孩子教孩子。”

三、把家长会改成工作坊，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办法

说到家长工作，我栽过跟头。试用期第三个月，一个周五晚上，我接到一个爸爸的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吼：“你们学校作业太少，我儿子天天回来没事干！你们到底负不负责？”当时我血压都上来了，但忍住了没怼回去。我约他第二天来学校面谈。

周六一早他来了，穿着工装，说是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我提前让数学老师把他儿子近一个月的作业整理出来，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每道题的完成时间、订正次数、同类题的正确率变化曲线。我把这些摊在桌上：“您看，前三道基础题孩子做得很快，全对。但第四道变式题，他用了12分钟，订正了两次。他不是没事干，是卡在这儿了。”那位父亲盯着那张曲线图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声音低下来：“我一直以为他偷懒……”后来我邀请他来参加了一次我们设计的作业设计工作坊，让他亲手做了一遍那些“分层弹性作业”。那天结束后他红着眼圈说：“校长，我以前只知道催他做题，现在才知道什么叫适合他的题。”

这件事让我下决心改革家长会。以前那种校长讲话、班主任汇报、个别交流的模式，家长带着耳朵来，带着焦虑走，没用。我们改成“家校共育工作坊”，每次聚焦一个真问题：怎么在家指导孩子审题？考试成绩波动大怎么办？孩子回家只玩不写作业怎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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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空讲道理，每个家长走的时候都要带走几样东西：一张家庭作业观察记录表、一份亲子沟通话术清单、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方法。第三次工作坊，一位头发花白的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原来我陪孙子读书，不是要教他做题，是要看懂他哪里不懂。”我当时鼻子一酸——这话说得比我们所有专家讲座都透彻。

四、说两件没做好的事

反思不能少。这一年有两件事我一直放不下。

第一件是关于教师评价。我们搞了“学情诊断”和“动态目标管理”，但配套的教师考核办法没及时改。结果有个老师私下跟我抱怨：“你们让我关注后进生的思维过程，可期末考评还是看优秀率，这不是拧着来吗？”她说得对。我答应她下学期开学前拿出新的评价方案，这个承诺我一直记着。

第二件是上学期的一次家校冲突。一个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打闹磕破了额头，我第一时间让班主任送去医院，也通知了家长。但那位妈妈赶到医院时，看到孩子额头缝了三针，当场就炸了，指着我们老师骂“不负责任”。我承认，那会儿我处理得不够成熟——我一直在解释流程、讲校规，反而激化了情绪。后来冷静下来，我才明白她需要的不是解释，是看到她孩子疼的时候我们也心疼。这件事之后，我们专门修订了校园意外伤害的处置流程，新增了一条：第一时间，必须有校级领导全程陪同家长，先共情，再谈责任。

最后说一句心里话

转正不是终点。这一年让我更加确信：校长不是什么官，是那个要跟老师一起熬夜改试卷、要蹲下来听孩子讲故事、要耐着性子跟家长解释的人。接下来我想把“学情诊断”这件事做得更细，给每个孩子建一份思维成长档案，让看不见的学习过程变得可观察、可支持。

我还是那个喜欢听课、喜欢跟孩子们讨论问题的李老师。只是现在，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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