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汇集14篇)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汇集14篇)。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孔子孟子的成语和故事

1、孔子在齐国，有机会欣赏到他认为最美妙的音乐。谓其"尽善矣，又尽美也!"而后大受感动，一连好多天老是想着它，吃肉也没有味道了。三月不知肉味，原是形容孔子对于音乐入迷的情况。后人却借它来形容贫穷，真是怪哉。

2、战国时代，诸侯王国都采取合纵连横之计，远交近攻。

3、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4、成语比喻那些以小败嘲笑大败的人。又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程度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做法。

5、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6、孟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他的母亲正在织布，(见他回来，)便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跟过去一样。”

7、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就可以避开祸害。

8、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9、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10、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11、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同样道理。"

12、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13、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剪断。孟子见状害怕极了，就问他母亲：“为什么要发这样大的火?”

14、孟母三迁

15、孟子的母亲为了他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搬了三次家.

16、安富尊荣：谓身安国富，而保其尊荣。语出《孟子·尽心上》：“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习俗，身安国富而保其尊荣。

17、一暴十寒

18、始作俑者

19、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20、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于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儒。有德行的人认为孟母懂得做母亲的法则。

21、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22、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23、孟母断织

24、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最为凸出。孟子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辩士，在"孟子"的"告子"上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25、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笑百步

26、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27、孔子成语及故事：韦编三绝，三月不知肉味、周游列国；孟子成语及：孟母断织、孟母三迁、民贵君轻。

28、、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笑百步

29、根据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后人将“始作俑者”引为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

30、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孔子孟子的成语和故事

31、尽善尽美:形容好到极点，毫无缺陷。

32、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33、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同样道理。”

34、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35、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36、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37、与孔子有关的成语故事

38、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39、(1)至圣先师(2)有教无类(3)见贤思齐(4)慎终追远(5)举一反三(6)温故知新(7)见义勇为(8)怨天尤人孟子成语

40、孟子的母亲为了他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搬了三次家。

41、根据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后人将“始作俑者”引为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

42、孟子对齐王的昏庸，作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的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那里还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按着，他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老是怕着有大天鹅飞来，准备用箭射鹅。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教学意义的故事，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专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丢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么事情怎样做得好呢?求学、做事的能否成功，这也是个决定因素之一，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quot;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精简成"一暴十寒"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的一种说法。例如一位同学，对于求学很是随便，学习的时间少，荒废的时间多，我们便说:他这种一曝十寒的作法，那里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从15岁就立志向学，这个“学”是什么呢？个人以为孔子想学的应是“道”。何谓“道”？“道”即是真理，是生存的意义，也是生命存在的价值。于是孔子博览群书、周游列国、拜访老子，即是有志于求道的真实体现。

从15岁就立志寻道的孔子，30岁时，由感性上认为已经找到了“道”，而且也认为自己已有一定的体悟。他不断的修行，不断的升华，到了40岁时，他对他所证悟的道已经没有任何疑惑，也就是说，他已经从感性上的认知，升华到理性上的明白了。

不断修行升华的孔子，到了50岁时，知道了他的使命，就是“传道”。所以孔子从55岁开始周游列国。当然，周游列国的目的，绝非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是弘传此道。孔子不排斥当官，所以孔子是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可久则久，可速则速。

在传道的过程中，当然会遇到不同心态的人，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嘲笑他、冷落他，当然也有人尊敬他而跟随他，从中不断考验他的心性。因为他是在人群中修，不是到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所以也有些隐士取笑他，竟然想在乱世中跟世人传道，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继续传道一直到60岁时，心性已经提高到“耳顺”的层次，也就是对于外在的环境、人、事、物都能了然于胸，达到凡事难乱其心的境界。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他的心都能坦然不动，这就是大忍之心的表现。孔子周游列国xx年，直到他68岁才回到鲁国。

孔子70岁时，他的境界已达到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道中。也就是修炼到他所应该到的层次，功成圆满。最后几年他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直到73岁时完成他的使命离开人世。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父母要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学会平等地与孩子交流，静下心来倾听孩子要诉说的一切，哪怕此时你在忙.再累，也要专心致志地倾听，不时地询问孩子：“在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吗?上课时你对自已的表现满意吗?今天你的笑脸又增加了吗?每当我这样问儿子的时候，他总是十分兴奋的向我汇报一切，当他说出自已对事情的看法时，我也会尊重他的意见，与他商量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自信，我认为这对培养孩子的品格十分重要，倾听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摘要：我国自古就把音乐作为培养人才、塑造人良好品格的重要手段，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特别重视音乐的德育作用。新形势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合理地利用孔子“乐教”思想中的德育资源，并针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文化在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发挥出新的色彩。

关键词：乐教；思想政治教育；９５后大学生；德育

乐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乐教”就是把音乐作为完满人格修养的手段，强调音乐的思想教育作用以及陶冶人心灵的作用。如今的中国也对“礼”的教育极为重视，但她却在重视“礼教”的同时忽略了“乐教”，或是把“乐”的教育当成“礼教”的辅佐手段。《礼记乐记》提出“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的理念；就是说音乐是感动内心的，礼仪是约束人外貌行为的，所以“礼”和“乐”在教育中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的吸收和借鉴“乐教”思想中蕴含着的德育资源，能够极大地充实高校学生的思政教育内容，增加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径与手段。

一、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从学生层面上来说，当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情况总体上是奋发向上的，但是随着网络普及和发展，对当代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对传统文化以及价值取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导致了“９５后”大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仰模糊，理想信念迷茫，诚信意识不强，吃苦耐劳精神退化等问题。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层面上来讲，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怀和重视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网络化社会的初步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教育手段落后，教学模式僵化。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较为单一，对当代大学生缺乏吸引力。

二、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是“９５后”新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在物质条件优越的市场经济时代，家庭和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这使得“９５后”大学生易沉迷于物质享受，产生权势思想、拜金主义思想。同时“９５后”大学生又成长于网络时代，大多数“９５后”大学生从小就接触网络，他们的思维相较于９５前的大学生更为活跃；同时网络中大量全球化的信息使得“９５后”大学生的眼界更为开阔，也使得“９５后”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且网络中平等沟通的语言和交流环境，使得“９５后”大学生不再完全无条件地相信教育者的言论，更习惯于用网络上获取信息进行价值判断，使得教育者的权威性遭到了挑战。面对这些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９５后”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以下问题：１．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落后，教学模式僵化，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授课方式以课堂教育为主，以灌输式教学为主要模式。而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很难吸引如今“９５后”大学生，甚至有的大学生还对思政课堂产生了厌烦。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单一，对学生缺乏吸引力。网络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普及，使得“９５后”获得信息的方式变得更为多样和便捷，而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仅仅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如今已很难达到塑造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效果。

三、孔子“乐教”思想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１．“乐教”注重人内心世界的塑造。“凡音之起也，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孔子认为音乐来自人的内心，是世界万物的体现，能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认为“凡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于伦理也。”音乐和伦理道德是相通的，而通过“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由然生矣”用乐来提高内心的修养，产生平易、正直、慈祥、善良等品质。２．“乐教”注重人格修养的培养。孔子认为最理想人格应该是“君子人格”。孔子特别重视音乐教育对人的道德觉醒、思维启发以及对主体人格塑造的作用。孔子曾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一个人修养形成开始于学《诗》，形成规范于学礼，最终完满于音乐的学习。３．“乐教”注重音乐对社会和谐的促进及引导作用。如今国家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校园。孔子曾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认为音乐有促进社会和谐、改变社会风俗，提高人民道德修养的作用。４．“乐教”注重用音乐激发人向善向美的欲望。《论语八佾》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乐教”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向往善与美，最终达到“尽善美”目的。四、“乐教”思想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１．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展体验式教学。拓展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径和方式，把“乐教”融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去。孔子“乐教”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的体悟，让受教者心灵和身体得到熏陶和锻炼，这正弥补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单一的问题。２．汲取孔子“乐教”中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思想，充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孔子曾说过“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样固定地只有单一的用途。意谓君子应是通才，要博采众家之长。这与我国现在高校中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是不谋而合。“乐教”则是通过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修习来全方位的培养人才，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使学生在“知、情、信、意、行”等多方面得到洗礼，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的传授，更重视在教育过程中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协调发展。３．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灵引导，激发学生对“善与美”追求。追求善和美是“乐教”的最终目的，如今高校的音乐教育普遍还停留在“技艺”的层面，认为让学生简单地唱歌，跳舞或是从事其他的艺术活动就能达到“乐教”的目的。孔子曾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调音乐，不要只要音乐的外在表象（比如钟、鼓）而是要探求音乐中所蕴含对美的追求、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规律的“敬顺”。《礼记乐记》中强调“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未节也，故童者舞之”就是说“乐教”并不是强调技艺的掌握，而是要通过要用音乐和谐的天地万物的这种特质，来起到塑造人的心灵，锻炼人的意志的作用。４．利用“乐教”塑造大学生健全完善人格。孔子认为完美的君子人格应该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君子人格的核心就是“文质彬彬”，而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培养方式就是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修养、人文底蕴以及君子人格的塑造，是要通过各种艺术教育以及艺术实践来实现的。孔子曾说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翻译成白话就是：“音乐是可以知道的（指音乐是怎样展现出的艺术，是可以知道的）。音乐开始，声音合而和谐。继而，表现出一种纯的美；一种明亮的美；一种生命成长的美。这样，音乐才是完成了”孔子认为音乐演奏的.过程和人格成长、完满的过程是相通的，在修习以及演奏音乐的过程中，可以使人的心性变得平和，能够提高人的审美情趣、体悟生命的意义，从而达到中修炼人格，锻造完美的灵魂目的。５．重视音乐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中的作用。《礼记乐记》写到“乐者，天地之和也”，孔子认为音乐有使天地之间的事物和谐的作用。在如今的网络化社会下，社会普遍存在着缺乏诚信意识、做事浮躁、人情关系冷漠等现象；“乐教思想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意志，以此来调节、抑制人的不正当、不合理的欲望，从而提升人的品位和修养；预防人们因利益诱惑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同时孔子还认为音乐有着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的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想通过“乐教”达到的理想社会，和如今的“和谐”社会的本质上是相同的。利用好音乐教育，对消除与减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有利于我们建设和谐校园。高等教育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只有重视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才能使得高校的培育出更多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才。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养分，使得高校思政教育更贴合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实际；增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审美性以及艺术性是我们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去努力的。

参考文献：

［１］彭玲，刘泽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内涵新探［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８（６）：１２８－１３２．

［２］郭佳．先秦儒家乐教思想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Ｄ］．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３.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

导语：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儒家、佛家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以下是小编整理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祟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拭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漠》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诊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 (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三、圣人观之利弊

1.圣人观之利—对人的肯定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圣、希贤”，程伊川主张“圣人可学”，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一般学者立志做圣贤，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桌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

为什么圣人可学，圣人可至呢?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逻辑结构就是人人拥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展示出天道，达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圣人。“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是左右万事万物的，对事物和人都起作用。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个道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守的道，因此人也要照天道而行，对于不能照此而行的人则需要修养和教化。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生命之自然秩序与天道的精神相契。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圣人教化常人，常人学习圣人的依据。《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在这里，《中庸》充分肯定平常人是可以达到那个完美的境地的。

修养教化的过程，就是“诚”的过程。所谓“诚”，也就是发现并且按照天道的方式运行。通过“诚”，人可以达到现状与天性的合一。宇宙与人，合和无间，人的终极目标要达到圣人，其功夫在于存养、尽性、明心见性，人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都是依理而行，最终德配天地，参天地之化育。个人生命与天地和谐，与人人感应，与物物协调，以这种精神待人持家，都会同情交感，一体同仁，大我小我，一脉融通。《中庸》上述思想成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在逻辑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把常人视为不可教化者。其积极的意义除了说明教化本身之外，还在于对常人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2.圣人传统之弊—常人无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颂扬圣人，学习圣人，肯定人人可以为尧舜，承认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肯定人人都是圣人，它所承认和拥戴的是圣人，而非将来可能成为圣人的平常人。事实上，由于对圣人的尊崇，中国历史上是把人群分为少数智慧超人的圣人和多数从事劳动的愚人，后演变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即圣人，劳力者即愚人。各个阶层功能不同。这样，在按照圣人意志行动，培养圣人的过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就形成了。中国人对圣人的爱戴和尊崇并没有体现为社会各个层面上对普通人的爱护。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规定圣人特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圣人的对立面，即常人的特性。儒家的圣人观念，一方面表现其人格的高尚，一方面又表现其人格的优越。而在人格的高尚与优越里，已假定了大众都有精神不高尚的或精神低劣的成分在内。圣人和常人的关系，就是关照和被关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已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生活，那么，常人就不需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只要强调服从性;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人性和智慧，而只要强调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如果把这样的关系带人政治生活中，就是让常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圣人照顾的人。

在传统中国社会，谁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皇帝。上古文献《洪范》就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天或君王的权力秉承自天。这一思想在《尚书·泰誓》中更发展成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儒家最为突出地继承与发展了上述思想。这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对作为圣人代表的君王命令的绝对服从，以及常人无权的局面。帝王集王、圣、父于一身。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圣人为王”的理想被彻底地置换与颠倒为“王者为圣”，儒家所开创的“自律型之慎独伦理”被彻底地异化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成为奴役与专制的有力工具。于是“圣人为王”观点不仅不能限制君权，反倒帮助帝皇扩张成无限的绝对专制权力，开启了绝对皇权的时代。帝王对其子民犹如父亲对其子女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一方面是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毫无权利可言的被支配者。这就把圣人和常人的理论设想现实化了:现实中的常人是没有权利的人，唯有等待圣人的安排。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百姓的权利由明君赋予，君王的权力高于百姓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权力。百姓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帝王权力来随机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在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中，几乎无人不曾领教权力的威势。君王权力以及权力的肆虐甚至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样态，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国民的思想之中。

即使在清官明君的时代，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体现，而为民做主成了历代官员的使命。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集中在希望代代清明当中。这种文化歌颂的都是明君良相，该逻辑之前提仍是百姓的无知无能、百姓是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揭竿而起的人、要求自己权利的人，又大多以身败名裂为结局，成为背负骂名的乱臣贼子。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了。这样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年，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所以，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要打破圣人政治传统，停止对圣人的渴望和颂扬，转而发现和认可自身的权利与价值。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摘要：《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重要着作，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从治国之道还是为人处世方面，《论语》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带给后人无限的人生智慧。文章剖析了《论语》中经典的为人处世之道，深入分析了其中的至理名言，并从学习、做人、做事三个方面来看《论语》中的人生智慧，从中学习其为人处世的原则。

关键词：论语；为人处世；至理名言；人生智慧

《论语》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着作，主要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行，集中反映了大教育家孔子的思想。其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最权威资料，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道德、教育等诸方面的思想[1].其中，“仁”“义”“礼”“智”“信”贯穿了《论语》的方方面面，“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而《论语》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无论是对两千多年前的社会还是现在的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乃至在世界上也影响深远。《论语》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为人处世的思想观念，它是中华民族的精髓，给了人们无限的智慧与启迪。

一、从《论语》中学会学习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习贯穿于人的一生，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显得尤为重要。《论语》中蕴含了很多教育人们如何学习的至理名言，这对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掌握至关重要。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孔子对子路的教导，大意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这教育人们要端正学习态度，对待学习，就要实事求是，不要不懂装懂。如果对于不知道的问题，还要装作知道，这无疑对学习有害，而且这也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此外，在学习方面，孔子特别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说的是聪明的人喜好学习，不以向别人请教他们认为很低级的问题而感到羞耻。当看到这句教诲时，笔者不禁想到现在很多学生提问的一些情况，有些学生明明对某些问题不懂，但羞于向别人提问，因为他们担心会被别人嘲笑问这些低级简单的问题。或者，有些学生羞于向比自己成绩差的'人提问，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不如自己，向他们提问都是羞耻的。其实，作为学生，就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不懂就要积极提问，没有人会嘲笑一个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当然，除了端正个人的学习态度之外，还要掌握学习方法，这样才能学好。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其大意是指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从而可以获得新的领悟，这样学习才会进步。由此可见，孔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对于现在人的学习依然很有启示，是学生在学习上的指路灯。

二、从《论语》中学会做人

笔者认为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对父母尽孝，对朋友真诚。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违背就是孝。孝是中华文化传统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不能违背长辈的心意[小车没有軏一样，就不能行走。可见，孔子认为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人无信而不立。笔者一直认为诚信是人的身份证，是人们立足于社会的基石。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答应了朋友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说话一定要算数，就是这个道理，否则就不要轻易许诺对方。总之，对父母，要尽孝，对朋友，要讲究诚信，这样才是君子。而做人的原则还不仅仅只是孝和信，还需要有一颗仁义之心，《论语》中的做人原则，隐藏了大智慧。

三、从《论语》中学会做事

《论语》指导人们如何学习，教会大家如何做人，自然也告诉人们怎么做事。“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所谓三思而后行，就是指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等考虑清楚之后，再做出决定。这其实是在告诫我大家，做任何事情，必须要仔细考虑，否则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做事之前欠缺考虑，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大家还是得牢记古训。做任何事情，仔细思考，同样，“言寡尤，行寡悔”也是告诫人们做事要谨慎。这里，孔子告诉他的学生子张，说话要小心，就会少一些怨尤，行事要多思、多想、多听、多看，日后就会少一些后悔。而大多数人在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注意自己的措辞，有时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句话，惹怒了别人，可事后再怎么道歉，也于事无补，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不可能再收回来。有很多人在做事的时候，往往急于做决定，结果酿成大错，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若做事之前慎重考虑，就不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论语》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和智慧，它教会人们端正学习态度，告诉大家学习方法，给学习者提供指导；它教会做人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要守信用；它告诉人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当然，《论语》的现实意义还远远不止这些，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也影响深远。《论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影响深远。作为中国的文化结晶，《论语》的内涵也影响着世界，孔子学院，已经在多个国家设立；现出现多种语言《论语》的不同译本。可见，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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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3)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4) 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5)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7)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8) 放于利而行，多怨。

9)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10)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13)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14)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5) 贤哉，回也!

16)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17)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18)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19)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20)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

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

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入本主义思想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内涵之一.孔子的仁爱原则、人本情怀、宽以待人、成人之美、关爱他人、以人为善等具体事例及精神实质所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辉形象,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 孔子和孟子思想总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论是“仁爱礼信”、“正心诚意”、“修身慎独”、“舍生取义”等积极思想，还是“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及重民尊民等儒学观念，无论是孔子强调的“德政”，还是孟子提倡的“仁政”，从理论上说，都逻辑地蕴涵着“廉政”思想。这些儒家学者们杰出的治国感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无法替代的强大功能，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取其精要，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志存高远

《论语》中提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但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抵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就是清简素朴，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首都北京，更是处在高发展的阶段，高发展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党员领导干部，更需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十八大以来，中央接连打掉徐某、周某两只大老虎及众多副国级、省部级干部达46人之多，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以至国家人民财产蒙受严重损失，是我们所不齿的。一位行贿者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领导干部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论语·学而》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即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致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立志的思想过程。

二、三畏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理解为民意。一个人在腐败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如舟，执政者心里若没有了人民，水随时都有可能“覆舟”，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孔子又说到“畏大人”，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有了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许多贪官落马就是心中少了畏字和戒字。最近，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某案，让国人震惊。据多方证实，魏某被带走时，家中发现2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上亿元的现金是个什么概念?将1亿元人民币堆在一起，差不多能得到一个1.55米长、0.77米宽、1米高的长方体。与这么多的现金“同床共枕”，不知魏某心中可有畏惧，对于腐败分子来说，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

三、行己有耻

《论语》说：“行己有耻”，即：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孔子说：“知耻近乎勇”，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党纪国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党纪国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源上铲除腐败。新中国成立不久，XXX曾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在日本，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这种耻文化也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可以说刑律是物质法制、表层法制，而耻文化则是精神法制、深层法制。

总之，儒家廉政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到了今天仍未丧失它的理论光辉，只要我们善于发掘、总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大胆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儒家廉政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它必能在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