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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通用十一篇）

发布时间：2017-07-07

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通用十一篇）。

〘一〙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3)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4)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5)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6)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7)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8)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9) 过，则匆惮改。

10) 不迁怒，不二过。

1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5) 刚毅木讷近仁。

〘二〙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今天，我在家看了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左手和右手》，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有一个小女孩儿叫做小如，小如有一双手，左手和右手。

小如的左手和右手很和睦，每当右手累时，左手便给右手按摩。右手唱歌时，左手在一旁伴舞。右手写字时，风一吹，纸就飘起来，于是，左手就压住纸，让右手写字。它们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它们不友好了。一天晚上，主人小如睡后，左手和右手吵了起来，右手一个劲儿地说左手没用，在这儿只会给小主人小如丢脸，并要赶走左手。左手也为自己争辩，但左手最终还是离开了主人小如。

后来，小如发现左手没了，干什么都干不好，右手也知道自己离不开左手，便叫左手回来。终于，左手回来了，它们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分不开的，就像朋友，针和线，锁和钥匙，电脑和主机这样，少了谁也不行。

〘三〙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在当代中国，仁政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与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相似的。国家不仅要发展经济建设，还要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2013年4月12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其官方**下发《关于加强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者医疗救治费用通过医保解决，并强调“医疗救治费用按照规定渠道解决，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人类h7n9感染后能否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一直是人们广泛讨论的问题。卫生部及时出台相关通知将h7n9患者纳入医保，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践行。

另一方面，从这一事件也可看出，**的决策效率和质量仍然有待提高，应当完善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坚持仁政的思想。

经过半个学期的学习，我对《孟子》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很多感悟。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现实意义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孟子思想虽然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但其积极的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过实践的结合，可以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反思当代中国的一些现状，使课程的学习更有意义。

〘四〙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从此以后，左手在弹奏的时候要么挺直身子动也不动，要么乱和一气。右手也不示弱，总是在琴键上飞快地跳、尽情地跳，理也不理左手。没有了默契、没有了配合，她们弹奏出来的曲子只有单调的音符或者只有没有灵魂的和音。小主人伤心地看着左手和右手，哭着说：“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怎么了，如果没有你们两个齐心协力的帮助，我就再也弹不出动听的乐曲了。”其实，这段时间失败的演奏，早就让左手和右手懊悔不已了，面对小主人的悲伤，她们惭愧地低下了头。左手羞愧的对右手说：“右手姐姐，请你原谅我的虚荣心，功劳应该是大家的，没有你的帮助我是弹不出好听的曲子的。”右手也不好意思地说：“左手妹妹，我被成绩冲昏了头，弹琴是需要左手和右手的，没有你的配合我跳得再快也不行，我们还是好好配合，不要再让小主人伤心了。”

从此以后，左手和右手再也不为了出风头而闹矛盾了，她们齐心协力帮着小主人演奏出一首又一首动听的乐曲。

〘五〙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在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孔子和老子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他们的思想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历朝历代都有着无数专家学者倾其一生来汲取儒、道思想，留下了不少评注，在这次郑州市教育局开展的读书活动中，有幸在学校党支部的推荐下读了林语堂先生的《左手孔子，右手老子》，有了新的感悟。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先生主要向我们阐述了孔子的仁义思想以及老子的“道”。

作为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的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主张阶级分明，这与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蒂。孔子与同时代其他各派的很大差异还在于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际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

人们每提及道家，就必说老子。老子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的道家宗师，道教教主，他早已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子主张重返自然，不可抗拒地嘲笑孔教文化；他崇拜原始的淳朴，主张田野风光的生活、文学、艺术；他代表奇异幻想的世界，有着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老子的道是宇宙的神智，万物的根源，是赋予生命的原理，给这物质世界带来少有的统一和灵性。

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是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则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典型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浪漫的自然主义者老子，这也注定了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偏好自然与直觉。

或许正是儒家和道家的各有所长才会有林语堂先生的这本《左手孔子，右手老子》的出世。我们并不需刻意评判孔、老的孰优孰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和老子毕竟都是中国文化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

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全面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真正内涵。

孔子的思想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更精确的说，儒家的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

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

我最早知道林语堂的厉害，是听说他就是将英文humor翻成了中文“幽默”的人，以后还看到他居然能将李清照《声声慢》里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翻译成“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其水平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那么，林语堂的译功为什么如此了得？“语堂体”脍炙人口的文化密码又到底何在？为此，我们翻开林语堂的这本《左手孔子，右手老子》，或许会有不少别样的收获。该书由两部分组成，上篇“孔子”，共三章，再加一篇《想象中的空老会谈》；下篇“老子”，共四十三章，再加个绪论。

我估计上篇应出自1938出版的英文本《孔子的智慧》，据说，《论语》有许多英译本，但林语堂的做法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其分门别类的重编一下，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等等，另有几篇介绍孔子的身世，摘译《礼记》的《中庸》、《大学》和《孟子》的有关篇章，就成为一本合乎逻辑、有头有尾、可读性强的书，使西方读者得到一个概念，知道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儒家的学说是怎样几千年来深入中国人的心的。

而下篇则显然出自1949年出版的英文本《老子的智慧》，即林语堂英译的《道德经》。由于林氏学识渊博、国学底子深厚，以及对道家哲学的颇有研究，使他能够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这就为其忠实地传递原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地道的英文与其坚持的'“传神”的翻译标准使他的译文能够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因此，尽管《道德经》于19世纪就已经开始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其在西方译本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林语堂运用自由诗体所译的版本仍是相当成功的，较其之前的版本在内容气势与风格上更为忠实，文字表达上更为凝练准确，读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

总之，林氏这本书是他的翻译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虽然，此书现在是将英文翻回成中文，已经有“回锅肉”之嫌，但其实践的光辉还是遮掩不住的。比如，在“老子”篇第二十章“天与我”里，他把“唯之与阿”翻译成“愤怒的应声‘是’，愤怒的应声‘哼’”；在“老子”篇第二十四章“余食赘行里”里，他把“企者不立”翻译成“凡翘起脚尖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反站立不稳”；在“老子”篇第二十九章“戒干涉”里把“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翻译成“有前行的，有后随的，有嘘寒的，有吹暖的”。这种译法建立在对语言的深切体味和对心理的细致把握的基础上的，所以，读书起来相当的传神、有美感，而且有一种身体的敏感部位被触碰的感觉。难怪译界普遍认为，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人，诚哉斯言！

此外，林氏这两本书是为西方读者写的，它在美国出版后，之所以能大受欢迎，除了林氏的翻译水平高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海外的这个时期，林语堂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比如他在“老子”篇《绪论》中说，中国的思想中，孔子思想-――儒家，就是都市哲学，事业成功的人，喜欢孔子思想，而老子思想――道家是田野哲学，生活失意的人喜欢老子思想，因为孔子思想重要是仁、礼，处处限制人的言行举止，必须按照固定的一套礼法所行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得有为违礼法之事情，那些生性自由，不喜欢限制的人，在主流社会得不到认同，便看透功名，心随道家，隐居山林，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时而散发弄扁舟，时而对月轻弹琴，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炼丹制药，追求永生，鄙视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营营苟苟的所谓都市人。

其实这话又何尝不是林语堂的夫子自道，从《吾国与吾民》到《苏东坡》，再到《京华烟云》，他瞄准的始终是中国人的最本真的生活。如果说，先秦儒家是想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秩序问题，先秦道家是想以生命感受回应农耕社会的心灵问题，那么，“语堂体”的的实践和风靡，则是对中国思想“儒道互补”命题的文学演绎和现代阐释。

〘六〙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孟子经济思想初探

钱达理（大庆师范学院图书馆，黑龙江大庆163712）

摘要：战国时期的孟子在传承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经济思想与理论，诸如义利观，公平分配，恒产论，井田制等。这些经济思想既有对夏商周三代经济制度的追述，亦有其独自的见解，并在当时社会引起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孟子；经济思想；井田制；轻赋税；社会分工

一、孟子的经济思想产生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先后灭亡了，剩下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这一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各诸侯国相继变法，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变法，废除了旧的世袭禄位制度，把禄位和宅田赏赐给对国家有功的人士，把国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通过变法，各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显著。但各诸侯国的国王为了争霸列国，大力扩军备战，征募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加大税收比例，阻碍并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孟子就是在这一社会、经济、政治极其复杂的时期，在和各诸侯国的国君讨论国家的治理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经济思想。

二、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井田制的追述

孟子在叙述井田土地制度时，提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八家先共同负责公田，然后在其私田中“ 五亩之宅”的周围“树之以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那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如此，则“养生送死无憾”，即所谓“王道之始也”。[2]另外，孟子认为施行井田土地制度是实现仁政的前提。孟子深深体会到了勘查、整顿、划分田地地界对于施行井田土地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3]“正经界”是给民分授耕地，给官吏制定俸禄的前提主张把耕地分授给直接劳动者，进而使直接劳动的“民”占有、使用恒定的土地生产资料。在这里，尽管孟子并没有明确说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但主张把百亩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交给农民则是十分明确的。在这种土地制度的模式中，农民的生产劳动，可以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农民在百亩公田上的生产劳动由于法定的力量将成为一个不变量，而他们在由自己支配的百亩私田上的劳动，却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可变量，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二）民有恒产

《孟公·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里“恒产”即永久的不变之财产，也就是私人所有归私人固定支配的财产。在孟子看来，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非常重要，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使他们保持社会秩序和维持善良之心的必要条件。孟子所谓“恒产”，具体说是指维持一个八口之家的农户生活所需要的耕地，住宅以及其它农副业生产资料。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恒产不一定是井田制，实行井田制更符合孟子的心愿，孟子还设计了一个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即“井田”方案。关于这个方案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把耕地划为井字形方块，每井九百亩，每块百亩。中间的百亩为“公亩”，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田”。第二，八家农户提供无偿劳动，“同养公田”，“公事皆，然后敢治私事”。第三，“死徙无出乡”，各农户永远被束缚在土地上。第四，农户按井编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第五，井田方案只适用于“野”，即远离城市的农村，至于“国中”即城内和近郊则不划井田，而由原来的土地所有者自行向国家缴纳十分之一的实物税。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有些农民丧失了土地，孟子主张给农民以恒产。他的理想是要农民稳定地保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但在战国时期土地买卖盛行，土地占有的不均已无法挽回，孟子的恒产，井田思想动机虽好，因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只能是一种理想，根本不会被齐梁等国所采纳。

（三）减轻征税

战国时期，各大国从事兼并战争，赋税沉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孟子在追叙三代时期的.赋税制度时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4]三代时期的赋税制度是否为十分之一，目前我们还无法证实，但孟子的叙述，无疑是对当时赋税制度的鞭笞，主张减轻赋税才是孟子的本意。另外，孟子还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5]“缓”，历代注释未说清楚。杨伯峻先生意译为“暂时不用”。原文之“用”、“缓”对举，按照中国“互文见义”的语言习惯，“缓”字应是“免”字的假借字，即“用其一，免其二”，即征收此种税时免去其他两种税。

与此同时，孟子不仅要统治者减轻农业税收，而且还主张去“关市之征”。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6]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与商人储藏货物的场地而不征税，如果商品滞销，国家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之外，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四）社会分工

孟子承认社会分工并赞扬社会分工。社会发生分工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促进生产力再发展的条件。当时就已出现了兵器业、冶炼业、制陶业、装饰业等等行业。作为社会的成员，不论当时、现在或将来，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身兼有百种技艺。就当时来说，人们耕而食、织而衣一身两艺或有可能，但再要求他们铸锅而炊、制陶而器，那就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孟子还进一步观察到农业、手工业、商业三者应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能自然调节。在孟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也是经常遭到非议的内容，这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问题。孟子说“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段话历来被一些人斥之为反动，认为孟子是在为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但从我国历史上看，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自夏启时起，到孟子时已经存在了近两千年。这是社会进化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奴隶制生产方式代替了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有了专门的精神生产者，就使人类摆脱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可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杠杆。

（五）价格与垄断

孟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品质，不同商品的不同品质是形成多种物品价格的基础。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看来内在于商品的这个“情”（品质），而为更具体的加以说明，不外乎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仍不免要陷入以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价值的问题上，他还认识到不适宜的价格会影响生产，如果巨履小履同贾，人岂为之哉，即便是生产，那也只会是“相率而为伪”。孟子虽然还不懂决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但他也知道商品品质不齐是内在的原因，同种商品不能同价，因为有品质的不同，若好坏一个价，就会促使人们去作伪，哪还有谁去愿意生产好的产品呢？总的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他的经济思想中积极部分多于消极部分，不幸的是，随着时代的推进，由于后代儒家日益趋于保守和反动，因此他的经济思想不健康的部分逐渐超过健康部分而得到更广泛传播。例如恒产论中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7]便成了后代士大夫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借口。

三、孟子经济思想的评价及现实意义

（一）评价

从当时来看，孟子的这些思想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虽然孟子实际上是在为他们出谋划策，使他们能“保民而王”，但由于他们与人民相对立的阶级本性，却使他们不可能接受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多数主张。只不过他们往往无法驳倒孟子“以先王前贤为证，以现世实情为据”的种种论辩和规劝，并不得不暂时地或少量地采纳了一些孟子的主张。这个事实，也在社会上提高了孟子的威望。然而，孟子以发展小农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思想，毕竟是难以实现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任何历史阶段都没有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小农经济与土地兼并的对立，只是封建经济内部的矛盾。小农经济说到底，乃是封建地主经济的基础，它使后者得以生存和发展，它受其支配而又为其服务。因此，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依靠、相互制约的。可以设想，即使普遍推行了井田制，广大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强大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榨下，加上天灾人祸，不用多久，土地所有权就势必发生新的转移。而小农经济本身，也会因为必然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逐渐形成两极分化。

（二）现实意义

孟子的经济思想对现实社会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政策，极大调动了新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勤劳致富，农村社会稳定，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民生活正健步奔向小康。在举国上下大力实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今天，充分挖掘孟子“恒产恒心”思想的有益成分，仍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七〙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

导语：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儒家、佛家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以下是小编整理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祟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拭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漠》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诊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 (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三、圣人观之利弊

1.圣人观之利—对人的肯定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圣、希贤”，程伊川主张“圣人可学”，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一般学者立志做圣贤，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桌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

为什么圣人可学，圣人可至呢?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逻辑结构就是人人拥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展示出天道，达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圣人。“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是左右万事万物的，对事物和人都起作用。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个道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守的道，因此人也要照天道而行，对于不能照此而行的人则需要修养和教化。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生命之自然秩序与天道的精神相契。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圣人教化常人，常人学习圣人的依据。《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在这里，《中庸》充分肯定平常人是可以达到那个完美的境地的。

修养教化的过程，就是“诚”的过程。所谓“诚”，也就是发现并且按照天道的方式运行。通过“诚”，人可以达到现状与天性的合一。宇宙与人，合和无间，人的终极目标要达到圣人，其功夫在于存养、尽性、明心见性，人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都是依理而行，最终德配天地，参天地之化育。个人生命与天地和谐，与人人感应，与物物协调，以这种精神待人持家，都会同情交感，一体同仁，大我小我，一脉融通。《中庸》上述思想成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在逻辑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把常人视为不可教化者。其积极的意义除了说明教化本身之外，还在于对常人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2.圣人传统之弊—常人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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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中，颂扬圣人，学习圣人，肯定人人可以为尧舜，承认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肯定人人都是圣人，它所承认和拥戴的是圣人，而非将来可能成为圣人的平常人。事实上，由于对圣人的尊崇，中国历史上是把人群分为少数智慧超人的圣人和多数从事劳动的愚人，后演变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即圣人，劳力者即愚人。各个阶层功能不同。这样，在按照圣人意志行动，培养圣人的过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就形成了。中国人对圣人的爱戴和尊崇并没有体现为社会各个层面上对普通人的爱护。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规定圣人特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圣人的对立面，即常人的特性。儒家的圣人观念，一方面表现其人格的高尚，一方面又表现其人格的优越。而在人格的高尚与优越里，已假定了大众都有精神不高尚的或精神低劣的成分在内。圣人和常人的关系，就是关照和被关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已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生活，那么，常人就不需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只要强调服从性;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人性和智慧，而只要强调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如果把这样的关系带人政治生活中，就是让常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圣人照顾的人。

在传统中国社会，谁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皇帝。上古文献《洪范》就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天或君王的权力秉承自天。这一思想在《尚书·泰誓》中更发展成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儒家最为突出地继承与发展了上述思想。这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对作为圣人代表的君王命令的绝对服从，以及常人无权的局面。帝王集王、圣、父于一身。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圣人为王”的理想被彻底地置换与颠倒为“王者为圣”，儒家所开创的“自律型之慎独伦理”被彻底地异化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成为奴役与专制的有力工具。于是“圣人为王”观点不仅不能限制君权，反倒帮助帝皇扩张成无限的绝对专制权力，开启了绝对皇权的时代。帝王对其子民犹如父亲对其子女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一方面是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毫无权利可言的被支配者。这就把圣人和常人的理论设想现实化了:现实中的常人是没有权利的人，唯有等待圣人的安排。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百姓的权利由明君赋予，君王的权力高于百姓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权力。百姓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帝王权力来随机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在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中，几乎无人不曾领教权力的威势。君王权力以及权力的肆虐甚至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样态，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国民的思想之中。

即使在清官明君的时代，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体现，而为民做主成了历代官员的使命。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集中在希望代代清明当中。这种文化歌颂的都是明君良相，该逻辑之前提仍是百姓的无知无能、百姓是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揭竿而起的人、要求自己权利的人，又大多以身败名裂为结局，成为背负骂名的乱臣贼子。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了。这样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年，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所以，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要打破圣人政治传统，停止对圣人的渴望和颂扬，转而发现和认可自身的权利与价值。

〘八〙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仁学思想。以下是“孔子思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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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等文本之中。仅《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就达109次之多。如果我们把孔子对仁的各种界说加以分析与综合,就不难发现,“仁”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针对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是不完全一样的。本文无意全面解读与阐释孔子的仁学理论,只是认为深刻领会并汲取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华,对于指导和改进当前我国的家庭教育,深化家庭仁爱、孝悌与克己教育,解决爱心缺失、亲情淡漠及自私任性等实际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与仁爱教育

《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一要义,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孔子把“爱人”视为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高准则,就是希望人们能以“仁爱之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的理念,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

孔子不仅以“仁爱”思想要求民众,还要求执政者率先垂范,以“仁爱”治国安邦。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执政者带头施爱,且人人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一个和合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并非不讲原则。孔子说:“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当子贡问他“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时,他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把“乡愿”那种模棱两可的“好好先生”称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爱”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理性之爱,是爱憎分明、爱善者与憎恶者相统一的一种美德。

深刻领会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内涵,反观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群体中较普遍存在的“爱心缺失”的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仁爱教育”,迫在眉睫。

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青少年儿童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祖辈、父辈的爱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好吃、好用、好玩的多由他们独享,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再加上商品经济社会,物欲横流,过分追逐享乐与金钱至上的理念,充斥其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长大的青少年儿童,极易形成自私、懒惰、依赖与任性等心理弱点。他们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环境中,缺少关爱他人的内在意识。这种“爱心缺失”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人际冲突乃至造成社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家庭“仁爱教育”。

须知,仁爱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传统优势,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当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成为有博爱之心的仁人志士。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却有赖于家庭仁爱教育的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作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家长要想使子女学会共处,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就必须通过实施仁爱教育,使子女学会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与他人协商共事;学会分享与换位思考,凡是自己不愿意的,决不可强加于别人。实施仁爱教育,家长要身体力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将仁爱教育落到实处。

二、“孝第为本”与孝悌教育

孔子一贯主张“爱人”应从“孝第”开始,然后再由近及远,把对亲人的爱推广到社会上。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在《论语》中,子有是这样阐释孔子“孝第”思想的,他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不难看出,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爱人”应以“孝悌为本”,只有以孝为先,以爱齐家,方能爱他人、爱国家。“孝第为本”,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它不仅是人们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

在“孝第”中间,孔子更为重视的是孝道。他认为,一个人要尽孝道,就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以礼相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二是关心牵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三是恭敬真诚。“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的根本不在于赡养父母的形式,而在于是否心存真诚。对父母的真诚是最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孝敬之诚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何异?

深刻领会孔子“孝第为本”的思想,对于加强孝悌教育,解决当今社会较普遍存在的“亲情淡漠”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君不见,在我国众多的“四二一”式家庭中,“孝老”已被“亲小”所替代,“啃老”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虽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孝悌”,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正在被人们所淡忘;亲情,作为人类相生相息的一种自然情感和维系社会伦理道德制度的基础,正在被金钱和利欲所替代。由此而产生的亲情关系破裂乃至家庭暴力事件,正在危及社会的安定。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顺,都不感恩,怎么可能去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加强孝悌教育,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美德,我国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孝道。宪法中就有“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等条款规定。孝悌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一大优势,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我国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家长的有责任把孝悌作为教育子女的一门必修课,做到常抓不懈。在道德观念上,要让子女懂得父母有养育之恩,孝敬父母责无旁贷,无上光荣;在道德情感上,要让子女知道父母的生日、爱好、身体和工作情况,学会关心、体贴与理解父母;在道德行为上,要让子女对父母恭敬真诚,自觉接受父母的教诲,但又不过分依赖父母,主动与父母分担辛劳和忧虑。在孝悌教育中,家长的以身作则至关重要。家长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影响子女,引导他们从爱父母、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进而升华到爱集体、爱国家、爱人民。

三、“克己复礼”与克己教育

克己复礼,是孔子仁学思想的第三个要义。《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克已,二是复礼。所谓克己,就是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所谓复礼,原本是指回复周礼,即西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我们今天理解其内涵,不必苛求其原义,可以把它理解成必要的伦理制度与行为规范即可。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和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才算是仁人。“克己复礼”,不仅体现了孔子仁学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又指明了践行仁学思想的正确路径。

首先,“爱人”需要“克己”,“克己”要有目标。孔子为此提出了“为仁”的“三项要求”、“近仁”的“四种品德”和“行仁”的“五个标准”。其中,“三项要求”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四种品德”是:“刚、毅、木、纳。”(《论语·子路》)意即“刚强不屈、坚毅果敢、质朴无华、言语谨慎”的品德。“五个标准”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其次,“克己”要有措施保证。孔子提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是“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省”。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是“戒”。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四是“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杜绝“不凭空猜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的毛病。五是“学”。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修行“仁、知、信、直、勇、刚”等六种德行,才会克服愚、荡、贼、绞、乱、狂等六种弊端。

第三,“克己”是条件,“复礼”是目的。孔子认为,“礼”是衡量人的行为和道德是否规范的标准。“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只有“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所以,他一再要求他的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在使其弟子知礼守礼,立身于世。“礼”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核心。理政治国,需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礼作为一种形式载体,不仅可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道德意识,还具有促进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功效。

总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基于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今天,我们领会并汲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加强家庭克己教育,解决我国独生子女中较普遍存在的“自私任性”的问题,极具有现实意义。

克己是一种品德。人的忍耐、谦让、恒心与毅力,都是由克己而生。只有克己,才会奉公;只有克己,方能临危不惧,尽忠报国。从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苏秦的“悬梁刺股”,到当今时代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人物克己奉公的先进事迹,我们不难看出,凡成就大业者,皆具备克己的品质。眼下,许多人都在抱怨当今社会独生子女“自私任性”的问题,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岂不知,这正是长期以来疏于对子女“克己教育”的结果。许多家长对子女关爱有过、赏识有加,缺少对他们的约束、批评与引导,久而久之,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增长,私欲和任性也在随之膨胀,他们甚至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经不起任何困难与挫折的考验。须知,一个人的克己品质,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教育与修养的结果。孩子年纪小,克制能力差,更需要家庭克己教育。家长要让孩子从小学会克制自己,对孩子自私、懒惰、说谎、任性等弱点,不可姑息迁就;要让他们从小学会明辨是非、抑恶扬善、克己奉公,做到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服从时代、服从社会。

在家庭克己教育中,家长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长是否克己自律,决定着家庭克己教育的成败。实施克己教育,家长必须首先克己,以实际行动为孩子作出表率。即便是碰到障碍或出现反复的时候,也要克制自己,不可动辄发火,采取打骂等粗暴手段,不仅达不到教育效果,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实施克己教育,还需建立必要的家规。家长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守则。从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入手,约束与规范孩子乃至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以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家庭生活方式。

〘九〙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能浅显让人听得懂而又意义深远的话，才是有用的话；能将简简单单的小事和要求自己先做好再去建议别人，推己及人，这才算真诚的建议。

君子的操守，是从自己开始的。先自己做到，再建议别人。先修自身，再才能使天下平。人们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做不好却跑去要求别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长满了杂草看不到放着不耕重，却天天跑别人田里去建议要怎么怎么除草！这是病，轻点叫“吃瓜群众”，严重的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对自己没啥要求，对别人要求却很严格。这种人，多半是看了很多道理。表面看是明白和知道的很多，但这些道理全用在了对别人的要求上，自己却从来没行动过。我们如何真正的学到道理呢？不是简单的读书，简单的背，而是把自己理解到的道理日日不断的去做，自己做的过程，才是学习这道理的过程。

王阳明说过：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知道的结果。你以为自己知道了，却没有行动，那是因为你其实是并没真正明白，是假明白。自己不去做，只是读书，永远都不会知道。

〘十〙孔子孟子老子思想总结

宽容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能够宽容和忍让别人缺点和错误的人，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这样的人，便是人世间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宽容更是一种能力，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宽容伤害自已的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们的心如同一个容器，当爱越来越多的时候，仇恨就会被挤出去，我们只有不断地用爱来充满内心.用关怀来滋润胸襟，才能让仇恨没有容身之处，宽容不仅需要广阔的胸襟，更需要很高的智慧。